文艺周刊荐读丨走进高校戏剧社团孙晓云三个动情故事《桂香街》之

作者:admin发布时间: 2019-10-08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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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开学季,入学的新生们除了感受到大学里深厚的学术氛围,还会发现那里有丰富多采的社团活动。在高校扎堆的南京,高校社团中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大学生戏剧社团。

  8月13日,又一个周五,又一场“周末戏剧”如约而至。位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的黑匣子剧场即将上演话剧《国际饭庄》,准备进场的观众按惯例在门口早早排起长队,在剧场兑票处,工作人员忙着检票,辛勤的周五晚上对他们来说已是习以为常。

  原本只是南大戏剧影视文学系的排练厅,舞台、观众席再加上后台,整个“黑匣子”只有200平方左右,最多可容纳100余名观众,演出场场爆满。这个名副其实的迷你剧场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多位南大学生兼戏剧爱好者表示,浓浓的现代戏剧氛围是重要原因之一。

  “‘黑匣子’除了是演戏的地方,什么也不是,它具有纯粹的戏剧感。”在南大哲学系学生陈婷婷看来,这个简约、干净的场地取消了一切花里胡哨,特别适合现代美学的铺张和演绎。

  多年以来,南大黑匣子周末剧场会在每个教学周上演一部戏剧作品,其中南大艺术硕士剧团演出的现代戏剧是不可忽视的力量。2012年,原创戏剧作品《蒋公的面子》问世,在戏剧界掀起热潮;2013年,戏剧影视艺术系教授高子文把写成多年的作品交给大三学生严子成执导,立足现代人普遍的困境,放大无奈的人性之痛,严子成排出了广受好评的话剧《这里的白天和夜晚》。“以现代化手法呈现人最纯粹的东西,自然会打动人。对于这类打破‘第四堵墙’的实验戏剧,‘黑匣子’适合演,艺硕团能演,久而久之这里就变成了观众心中现代戏剧感分外强烈的标识。”南大新闻系学生黄佳怡告诉记者。

  此外,拥有比其他剧团更加强烈的观众参与感是“黑匣子”广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在这里,可移动的座椅在同一个平面上环绕着舞台,打破了表演区域和观众区域。“黑匣子的观众席其实只有两三排,观剧时观众坐在地上,完全消除了‘舞台’的概念,演员与观众之间更有互动感。”陈婷婷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观众都喜欢黑匣子的“小”,在这里观众仿佛被锁进密闭空间,会更加沉下心去感受戏剧;在这里,演员脸部最细微的表情也可以被捕捉,与舞台的近距离接触令观众获得了在传统的镜框式、阶梯式剧场无法获得的代入感。

  高度的代入感,也源自于一群与观众群年龄相仿的年轻演员。目前,黑匣子的主要演出方是南大艺术硕士剧团,其主要成员都是戏剧影视艺术专业的在校生。优秀的专业基础支撑,让学生们提前成为了专业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今年5月,考上南大研究生的刘畅首次作为剧团成员进入《杂音》剧组,他回忆道:“当时,导演、音效、演员等都由剧团成员担任,各司其职。在此之前,我只能从书本上知道戏剧职能分工在剧组里是如何运作的。剧团实践还让我明白戏剧学专业和业余剧社不同,一开始就要告诉自己面向的是观众,要有专业的精神。”黄佳怡则说,虽然每次演出的人群中都有不少“熟脸”,但他们走上舞台就会完全进入角色,那种沉浸感也会带给观众无言的震撼。

  成立十二年,上演了百十余部优秀作品,诞生了许多精彩原创戏剧……传播戏剧文化,南大艺术硕士剧团无疑交出了精彩的成绩单。在“黑匣子”里成长,又走出“黑匣子”,剧团通过巡演、公众号运营、举办线下活动等增强参与感,让人们真正“走进”话剧。在刘畅看来,观众询问的每一处细节、回味的每一个隐喻都是有意义的,这说明更多的人在参与戏剧,而剧团则希望观众走出剧场仍能处在一个“看剧”的状态里。

  在南师大仙林校区,你若在傍晚时分,途经东区情人坡抑或西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总会看到那么一群人成为别致的存在。他们或是在湖边浑然忘我地吊嗓,或是乍喜乍悲地低吟浅唱,或是身影交错,目光流转,凝心聚神地揣摩着一出戏文经典。他们就是南师大光裕戏曲社的大学生们。

  今年5月,南师大光裕戏曲社十六周年“拾韵榴红”专场在仙林校区J6音乐厅举行。近四小时的演出,汇集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五大剧种的16段经典折子,以大一新生为主的演出团队,全都来自光裕戏曲社,并且个个是全副武装的彩唱。这样的专场,光裕每年都有。一年前他们在南师仙林新北大礼堂的15周年专场更为精彩、火爆。千人大剧场内座无虚席,光裕戏曲社的大学生们,上演了4个剧种10个流派串演的《西厢记》《梁祝》《白蛇传》三台大戏,让社会各界观众惊叹不已。

  每年一个专场,持续十六年,这对一个几乎是自由生长的大学生社团来说绝非易事,社团创办者之一的殷翀向记者道出了个中辛酸。2003年,还在南师大读大二的殷翀与几位意趣相投的同学共同创建了光裕戏曲社,建社之初规模很小,也几乎得不到校团委的经费支持,同学们完全凭借着对戏曲的一腔热爱做事,大家一起组团看戏、聊戏、学戏,自得其乐。“因为那时整个戏曲行业都处在萧条之中,喜欢戏曲的年轻人就更少了,因此每年9月的社团招新,光裕只能吸收很少的几个新人。”

  尽管如此,殷翀和小伙伴们还是坚持每年做一个专场。刚开始的几年是清唱,后来逐渐变为彩唱。彩唱需要请化妆师,要租借服装,还要联系乐队,这些都需要经费。钱从哪里来,殷翀告诉记者,最开始是大家每人凑点钱,自己工作以后,每次都会贴几千块钱,再向学校申请一些,还有社员们以及毕业的老社员来支持一些。他自己则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每周至少一次去仙林指导社员学习戏曲,在有专场演出的那一两个月里,他每天赶往仙林带学生们喊嗓练功抠身段,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殷师”。

  为什么这么困难还要坚持做专场呢,殷翀解释道:“喜欢戏曲的学生本来就少,好不容易招进来的新社员,如果给他们一个彩装扮上表演的机会,可以增加他们对戏曲的兴趣,对社团的信心。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办专场的原因。”

  在殷翀和小伙伴们的坚持中,这个完全由学生自发成立,自发组织,自主管理的校级学生社团,多次在全国高校学生京剧大赛上获奖,一步步成长为全省乃至全国高校戏曲社团中的佼佼者。

  由于社团氛围好、名声响,除了本校学生,南师大光裕戏曲社还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外校学生和社会人士。家住南师仙林校区附近的马瑞女士自幼就喜欢戏曲,偶然听说之后就毫不犹豫加入了光裕戏曲社。“在社里,我和大学生们一起练基本功、一起听讲座、一起排戏演出,和她们成了忘年交呢。”马瑞笑着说,“光裕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社员们亲似一家。每年去外省参加全国高校学生京剧大赛,光裕社员之间从跟包、买饭、递水,到台前幕后拍照录像,大家都在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如此氛围令高京赛主办方都刮目相看。”

  另一位住在南师大附近的吕守春先生也经常慕名去观看光裕戏曲社的学生演出,有一次带着女儿吕彦菲同去,结果女儿竟然因此爱上了戏曲,一年后女儿高考考上了南师大,也进入了光裕戏曲社,并且还在当年戏曲社周年专场上演出一折《天女散花》。

  南京市京剧团著名旦角、年过七旬的喻慧霞老师,每周都要从禄口机场附近的家乘车去市区教京剧课,虽路途遥远,却乐此不疲。“光裕刚成立的时候我就教他们,已经16年了”。说起光裕戏曲社的学生,喻老师满心欢喜,“大学生戏曲社成员每四年就得换一茬,他们自己觉得时间紧,肯用功素质高,学起来也快!相处了十几年,我看着戏曲社一点点发展壮大。”

  作为戏曲社专场演出的合作方,江苏省京剧院为学生们提供服装、化妆、伴奏,也见证了社团的成长历程。省京剧院彭林刚书记掰着指头算了算:“光裕成立16周年,我看了14年他们的专场演出。我第一次看他们演出是光裕成立3周年专场,那时学生们还只能清唱,现在学生们不但能彩唱,甚至可以演全本大戏了”。彭林刚认为,光裕走到今天,与社团灵当初的创始团队对于戏曲的执着和坚持密不可分。

  南师大是培养教师的学府,从光裕戏曲社走出去的南师学子走上教师岗位后,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倾力传播推广着传统戏曲艺术。他们活跃在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戏曲的种子,培养审美,这是最根本的传承。

  “只要社团需要,我都会回去。”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四年的许智超,周末经常回到母校,参加兰菊秀苑戏曲社团的活动。脱下税务工作的制服,换上娉娉袅袅的戏服,她又回归了当年的另一个身份——成立于2000年的兰菊秀苑戏曲社团第十三届团长。

  兰菊秀苑戏曲社团是在宁高校首创的戏曲团。“当时有位男生找到我,说他写了一个黄梅戏曲调改编的《走进芳草地》本子。”社团创始人、现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胡燕说,她是安徽人,自幼喜欢黄梅戏,便鼓励他把这个剧本演出来,“就这样,一群孩子和我走在了一起,成立了戏曲社团,这位男生也成为了第一届团长。”

  许智超加入了兰菊秀苑戏曲团,起初是因为爱美之心。“大一参加学校社团招新‘百团大战’的时候,一位学姐身着绣花戏服,头戴水钻头面,出现在我眼前,只见她眼波流转、裙裾蹁跹、水袖轻扬,一声‘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昆曲念白把我带进了一个姹紫嫣红的戏曲世界。”许智超说,就这样,我加入了兰菊秀苑戏曲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戏曲是载歌载舞的综合艺术,音乐美,唱腔美,身段美,其实大部分年轻人并不是不喜欢戏曲,而是缺少近距离接触戏曲的机会。

  高校戏曲社团,都是通过上一届的学长学姐手把手教学,同时也请专业戏曲老师定期指导,把传统戏曲剧目传给下一届的学弟学妹,大学也许有毕业一说,但是对美的热爱,对戏曲的传承从来没有断过。由最初的几位成员,到如今上百人的规模,演出剧种由单一的黄梅戏到现在十几个剧种百花齐放,社团成立19年来举办过19次在宁高校戏曲票友联谊会,将广大在宁高校热爱戏曲的大学生联系在一起,也受到了黄孝慈、梅葆玖、茅威涛、韩再芬、黄新德、孔爱萍、王珮瑜等许多戏曲名家的关注和指导。

  网络时代,年青人习惯在微博、微信、抖音等APP中获取碎片化信息,很难静下心坐在剧院里看完一出完整的戏,但是在剧社,传统戏曲之美深深吸引了“社员”们。许智超记得在学校时,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深夜十一二点仍有人在排练厅里一圈圈重复着枯燥的圆场台步,每天清晨路过学校南门总能听到一阵阵咿呀吊嗓的声音。他们不像专业戏曲演员动作那样标准,唱腔那样细腻,却尽最大努力把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和流行音乐等通俗类文艺节目相比,校园演出时戏曲专场的观众总是要少一些,但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在象牙塔里也看得出端倪。许智超说:“2012年剧社办第十三届票友会时,大家都在为吸引观众而发愁,时隔6年后,我作为毕业三年的学姐参加了去年第十八届票友会,站在台上看到台下座无虚席的盛况,心里满是感动和欣慰。”

  胡燕告诉记者,大学生戏曲爱好者很难达到专业水准,但是可以从审美和文化的理解上对戏曲进行传承。“戏曲技艺是要练童子功的,专业的戏曲演员是戏曲文化的重要内核和戏曲传承的主力军,但在大学生中培养受众,才能让戏曲更好地传承下去。”

  要加入南林大水杉剧社有一个特别的条件:每个新成员要给3年后毕业时的自己写一封信,等到毕业时再拆开来读。在水杉剧社里,处处充满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感受到从创办者到参与者对戏剧艺术的敬畏之心。

  成立于2000年10月的水杉剧社,是南京林业大学校团委精心打造的学生话剧社。著名戏剧家田汉之女田野生前一直担任剧社的艺术指导。剧社总负责人柏昱老师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算是警察中喜欢写写画画的“文艺青年”,因机缘巧合被聘为南林大水杉剧社的指导老师。他向记者解读“水杉”这个名字的含义:“水杉是一种古老珍稀树种,它枝干挺直向上,少旁枝,喜群生。取名水杉有四层寓意:不负使命的传承精神、正直向上的追求精神、心无旁骛的专注精神、协同合作的团队精神。”

  水杉剧社的门口有一面照片墙,那一张张散发着青春活力的面孔既不是戏剧明星,也不是科学名家,而是历年来从水杉剧社”毕业“的社员、南林大学生的剧照。每年夏天,水杉剧社演出完最后一场毕业大戏后,每个社员会选出一张自己的剧照,亲手贴在这面照片墙上。接下来,就进入最感人也最重要的环节:读信。每个人三年前写给自己的信,这时会被拆开来当众宣读。

  然而,想在水杉剧社的花名册上留下名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7级社员王晓威现在是水杉剧社的“家长”,经常来给孩子们导戏,每次都会带上美味佳肴。他告诉记者:“要入社要经过一试、二试和三试。一试就是每年的招新海选,对递交了入社申请的几百号新生进行初步面试,留下一小半。二试是在一年后,入社的那一小半经过一年的学习,必须每人或几人合作交一段表演作品,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判。”王晓威表示,二试的意义在于给大家一个试错的机会,如果觉得自己不合适这里,可以选择退出,如果决定留下,就要对这方舞台有足够的敬畏感。“至于三试嘛,就是自己考自己!看你有没有定力,能不能耐住寂寞,因为做戏剧需要一个人沉下心来。”事实证明,最终能留在剧社直到毕业的人很少。过了自己这一关之后,就算是正式入社了。正式入社还会有一个仪式:给剧社灵魂人物田野老师上香,聆听老师的教诲(视频),写一封信给三年后的自己。

  正因为要经过层层考验,加入水杉剧社可以被视作对戏剧的皈依。每个人都把话剧社当成自己家,有了委屈会来倾诉,有开心事也来分享。“通过这些仪式,我们希望传达给入社的同学一个理念,话剧社是一种家文化。”现任社长唐芝同学进社刚两年,他发现所有社员都把这里当成了家,中午、晚上,只要没有课就会来剧社里待着,钱包丢了来这里哭诉,和朋友吵架了来寻求帮助,考试不佳来寻求鼓励……“平时如果有演出,社员们也会像家人一样相互帮忙分工协作,有人整理服装,有人布置场地,有人订饭送水。”

  在中国线年,由南京林业大学牵头,省内各高校剧社协同创办了“水杉杯”江苏省大学生话剧展演月。自那之后每年12月,江苏五十多所高校的学生话剧社团就聚集在水杉剧社黑匣子剧场,上演由他们自己主演的线年,“水杉杯”展演中的优秀剧目,登上了江苏大剧院的舞台。柏昱老师表示,“水杉杯”给高校业余剧社提供了一个无门槛的交流平台,没有硬性的规定,没有比赛的要求,它就是一个让戏剧变得更加纯粹的平台。

  “几十年来我在医院挂水,从来不让护士扎右手,左手血管不能再扎了,就扎脚上的血管,平时也不打篮球、排球、网球,生怕影响右手书写小字时的精微度和敏感度……”宣讲台上,中国书协副主席、江苏省书协主席孙晓云以“用60年的书写实践来承传中国传统书法”为题的动情讲述,深深打动着现场听众。

  “崇德尚艺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巡回宣讲活动”是中国文联展现文艺界正风正气,树立文艺界良好形象,团结凝聚更多从业者、爱好者立志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期间,8位文艺名家分为三组进行巡回宣讲,小切口讲述自己从艺过程中最线日,孙晓云一组来到广西南宁和海南海口宣讲,让当地基层文艺工作者在笑与泪中感受信仰、情怀与担当。

  “我的学生时代,所有书本的空白的地方,都会密密麻麻写上字,画上画,不留一点空隙。记得我5岁那年出麻疹,连着十几天高烧昏迷。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写字’……”

  作为新中国书法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实践者,孙晓云3岁开始习书,而后下乡插队、当兵、做图书管理员,一直到加入书法协会,她从来没有停止过书写。回忆起与书法相伴的人生,64岁的她最想告诉大家的是初心的力量:“写书法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颗‘初心’,就像一粒种子,牢牢地扎根在我心里,是我这些年来不断学习、研究、实践书法的最原始的动力……”

  签名售书,是现代书法家跟读者之间一种独特的沟通和交流方式,而这种零距离的交流方式,也让孙晓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更坚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粗略统计,孙晓云18年来签过的图书不少于五万册,其中最长的一次是她用五个半小时签了四千册书。如此短时间内不停重复自己名字的书写,导致她的右臂肌损伤,痛苦不堪。但“爱手如命”的孙晓云却乐此不疲,因为在和每一个书法爱好者的交流中,她获得了动力,“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雅俗共赏的书写者,因为中国文字、中国书法是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联的事情,当前信息化时代,书法离人们越来越远,我们必须用各种形式传播书法,把书法写好是中国文化最直接、最简便的自信方式。”

  2013年孙晓云动了个大手术,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只能侧着脸看楼下在院子里散步的人们,不管是健步如飞的年轻人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她都无比地羡慕,但内心并不沮丧,反而充满着希望,期待自己早一点可以像他们那样。她说:“我那时才懂得,健康时的烦恼和沮丧有多渺小,甚至有多奢侈,坚强往往属于那些有希望而希望并不大的人。”她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她的心情是“仿佛若有光”,“却是奔向光明豁然开朗的原始动力”。术后孙晓云有半年时间背都弯不下来,只能直着身子写大字。她更感到了时不我待,经过不断努力,她慢慢恢复了写小字,而后完成了小楷《道德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历代家规家训》等共10万字的作品,她创作的3万字行书《中国赋》已于今年6月亮相江苏书展,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这已是孙晓云第四次参与宣讲,北京、山东、上海、广东、贵阳、安顺、成都、重庆、广西、海南……近两年来,已是耳顺之年的她和其他的几位艺术家一路行走,跑了十几个地方,将自己从事书法创作数十年来的心得跟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分享。

  台上台下互动交流,孙晓云说,尽管地域不同,但一个问题特别“高频”地被提及:如何摆正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事实上,这是书法界一直没有停止讨论的问题。“我们不要背上传统的包袱,同样也不要背上创新的包袱。”在孙晓云看来,继承和创新不仅不对立,相反它们是一对好朋友: 同步向前,相互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重复。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出满足当代人民所需所求的文艺作品,那么这种创作本身就是创新的。” 创新不是隔靴搔痒,传承也在自然渗透。“现代人可以通过电子版来学习古代碑帖,这本身就是在创新了,但其实书写的原始面目没有改变,我们必须拿着毛笔,面对纸,蘸着墨书写。”

  晚唐诗人司空图曾云:“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孙晓云认为, “与古为新”四个字就是对于继承和创新关系的最好诠释。

  书法惠民、写春联、送福字……走在“送”文化、“种”文化的路上,孙晓云说这十几年下来,她体验、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书法在人们心中被重新唤起,份量越来越重,普及面越来越广,同时对她本人而言也是一种独特的收获。

  遥远的克拉玛依让孙晓云印象深刻。前一段时间,她随中国文联“送欢乐下基层”到新疆克拉玛依,那里的书法爱好者知道她要来,特别希望和她交流,可是一想到克拉玛依这么偏远,又觉得这个消息不是真的。等孙晓云真的出现在克拉玛依时,他们激动得不得了,都拿出自己作品请她点评。

  “他们拉着我问长问短,对书法的那种渴望,可能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没法体会的。我自己也很感动,同时觉得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我60多岁了,一定要趁我现在还能书写,多为这个时代留下点东西……

  以分享小故事的形式,进行严肃主题的宣讲,在孙晓云看来特别接地气,入耳、入脑、入心。“我希望通过自己从事文艺工作的几个小故事来启发大家的初心,坚定大家的方向。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跳出自己的小圈子,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

  “在社会整体价值信仰有所低落的背景下,一些人即使知道,也并不发自内心地相信、认同许巧珍的选择,这是我在创作时遇到的最大难题。”9月1日于常州举办的电影《桂香街》研讨会上,《桂香街》原著作者、著名作家范小青的一番话,唤起了与会电影行业专家学者的共鸣。

  “小巷里有一团火/那是你奔忙的身影/小巷里有一对星/那是你慈爱的眼睛……”从纺织女工成长为全国劳模、最美基层干部,被誉为“小巷总理”的常州吊桥路社区原党委书记许巧珍,以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诠释了一位员的初心和使命。目前,以许巧珍为原型,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指导,常州市委宣传部立项的电影《桂香街》正在全国公映。该片是否走进了观众内心深处?它为主旋律影片开辟了怎样的表达方式?主旋律影片如何实现其特殊的美学功能?这一系列问题在研讨会上被打开——

  对电影《桂香街》来说,创作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沈国芳概括了四点:第一,电影有真实的人物原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发挥的空间;第二,主人公是个“凡人英雄”,并无特别闪耀的光环;第三,电影讲述的是许巧珍这“一个人”的故事;第四,主人公的一生是非冲突性的平凡人生。

  面对这些困难,曾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导演石磊为《桂香街》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寻常主旋律影片的道路:在日常生活的细流中塑造人物、书写史诗。

  “影片涉及大运河申遗和随之而来的城市拆迁改造,以及低保户生活、文化保护、大龄剩女等社会话题,这些宏大议题由主人公许巧珍串起,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中徐徐展现:居民潘柏煊不愿从老宅中搬迁,她积极做通思想工作;自己掏钱慰问、低保户,每月都是‘月光族’;她记得每一个居民的事,摸得透每一个居民的脾气,对于自己家的事,她却总是忘得精光……《桂香街》没有大事件、大冲突,它树立了一种朴素平实的电影美学,这对主旋律电影生态来说构成了一种有益的补充。”著名文艺评论家、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说。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认为,主旋律影片,水到了自然渠成,“水”正是对人物的塑造,“水到”要求人物形象要合理,支撑人物行为的逻辑必须成立。

  许巧珍为什么能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党员干部?在饶曙光看来,影片对人物的成长逻辑有着很好的揭示:“许巧珍年轻时在国棉二厂做纺织女工,曾创造24小时111台织机不断纱的全国最高记录,作为当地第一位全国劳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的一番话对她此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纺织工人很光荣,能让全国人民有衣穿。从此许巧珍把自己当作‘党的小丫头’。退休后,她婉拒高薪工作,到社区做一名普通的社区干部,也正是这份初心使然。”

  将凡人英雄故事和常州元素、江南水乡结合,被视为《桂香街》在主旋律电影叙事上的另一重突破。

  “瞿秋白、锡剧、常州梳篦、旗袍,这些常州元素能不能运用到叙事中,来使故事的肌理更为饱满呢?”《桂香街》导演石磊提出了这样的构想。于是,影片开场就为观众营造了一幅幅诗情画意的水墨江南图景:烟柳运河、水阁木楼、幽深街巷、吴音婉转……常州的悠长文脉更通过大运河申遗、爱唱锡剧的社区大爷等情节、角色设置巧妙地嵌入其中。

  平凡琐屑的小欢喜、小忧愁在江南水乡里一幕幕上演,主旋律影片《桂香街》建构了一种散文化结构和诗意化的风格。“一切景语皆情语。《桂香街》非常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的水乳交融,譬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大运河,水气氤氲、宽阔浩荡,很容易让观众联想起许巧珍博大宽厚的襟怀。”饶曙光说。

  江南文化学者张永祎则注意到了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拱桥”意象:“拱桥象征着沟通和联结,作为一位为百姓排忧解难、帮助他们打开心扉的社区干部,许巧珍正像这江南水乡处处可见的拱桥;拱桥是为了渡人,它挺起自己的脊梁,坚毅地扛着所有的车来人往,许巧珍努力地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实事,也正是为了把他们送到更美好更幸福的彼岸……”

  色彩是极具感染力的视觉语言。常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亮认为,公牛网五码中特90885而不是相反。,《桂香街》对色彩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精心的设计:大量使用的灰蓝色调营造了烟雨江南的抒情氛围;主人公青年时代经历的风云激荡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则运用类似怀旧照片的褐黄基调来展现;而无论在青年还是老年时期,许巧珍总是一袭红装,这道红色经典在影片中反复出现,构成了整部影片最鲜明的色调,令人联想到,一位“党的小丫头”从未褪色的火热初心。

  “待到来年秋风起,一树一树桂花香”,这是影片《桂香街》在主人公许巧珍去世后发出的祈盼。最美的人走了,她留下的精神风景却如桂香阵阵,长久地播撒在人世间,这是原著及电影取名《桂香街》的深层用意。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读懂了许巧珍桂香般的精神之气,也就读懂了这部影片意在培根铸魂的良苦用心。

  “影片最难的就是把自我的意图有效地渗透给观众,由此唤起他们的共鸣,对《桂香街》来说尤其如此。”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他认为,《桂香街》的本质就是沟通和对话,是许巧珍精神如桂香般的播撒,“因此影片非常巧妙地借助女大学生春天的视角来讲述主人公的故事,以及‘许奶奶’对她的精神世界及人生轨迹的影响。这一叙述方式其实是打开了两代人对话的空间,这个两代人不只是银幕上的许巧珍和女大学生,也是无数许巧珍式的前辈和银幕外的90后、00后们。当年轻人已经成为观影的主力军,主旋律电影必须打开通向他们心灵的通道,感动他们、提升他们,由此建立起一种基于精神共同体的电影美学。”

  在南京大学教授周安华看来,《桂香街》中的心灵蜕变不只发生在女大学生春天身上,也发生在桂香街的社区群众心中,一如影片中贾声援对许巧珍说的,“等腿好了,我还跟着你在运河上捡垃圾”:“许巧珍对群众们的帮助不只是帮助,也是春风化雨,是心灵间的对话和交流。”

  仲呈祥引用马克思的名言,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因此,举精神之旗,立精神家园,离不开文艺,这也正是创作《桂香街》的初心。今天的中国电影不应只追求经济指标,不应为感官刺激、狗血虐恋所误,而应承继注重美与善的中华美学传统,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实现从美学到美育的飞跃。”

  二十五年前的这一天,雨从前一天的夜里开始下,一直下到清晨。屋子里进进出的人都有些忧心忡忡。到了我起身准备上车的时候,天儿忽然放晴了。邻居阿姨说:“这孩子有福啊,先下雨后晴天,结婚后日子会越过越好。”

  从省城远道而来的祖母亲自送我上车,虽然几天后我还会回来,可这一次分明和其他的分别不同。我是家族里我这一辈的第一个孩子,从小在祖母身边长大,她比疼爱两个孙子还要疼我。那时的祖母已身患癌疾,只是大家都没告诉她。和祖母一同过来的婶婶和两个姑姑,同样从外地赶来的几个舅舅、舅妈,还有我唯一的姨妈,一起登上送亲车将我送往一百五十公里之外的婆家。

  两家距离遥远,往返迎亲费用极高,父母主动说,“那就送亲吧”。父亲身为“老交通”,全县的车辆有了不好解决的故障,都会想到来找“高师傅”。父亲常是点拨一二就手到病除,于是结交了很多朋友,早有人想借这个机会还他一份人情。那天我坐的公爵轿车,是当时全县最好的一辆车。

  去婆家需要经过呼兰河上的一座桥。之前连日的阴雨和呼兰河涨水的消息让父亲很担心。车队出发前,父亲一再叮嘱他的徒弟、当天主事的程毅大哥说:“要是桥上有水,一定把人给我带回来!”

  那一天并没有发生父亲担心的情况,呼兰河水离桥面很有一段距离。但车队行进到离婆家只有三四里的乡政府所在地时遇到了麻烦。从乡政府下去到婆家村子的路全是土路,早被连日的雨水浸泡得不成样子,无论是轿车还是大客车都无法前行。早就等在这里负责引路的婆家人也急得不成样子。耽搁许久后,公公找来了他们本地俗称“链轨”的拖拉机,把我们陆续送进了村子。

  车队停在乡里想办法的时候,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后来听说是因为他们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结婚车队。我从轿车转移到“链轨”,一直到坐在婆家的炕上,身边都是惊奇的目光,因为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穿婚纱的新娘。

  按乡间的规矩行过礼,婆家人请娘家人入席就餐。那是彼时乡间常见的场景,数量不一的酒席分散在自己家屋里屋外和前屋后院的邻居家,上灶请的是乡间有名的厨师,餐具是租来的,大小、图案、新旧程度并不一致。我的两个同样来自省城的表妹,一个十岁,一个十一岁,据说吃货表妹吃得不亦乐乎,高冷表妹看着带豁口的盘子和难辨本色的筷子从头到尾一口没动,是饿着肚子回去的。我的那些城里来的男性亲戚们则对婆婆家和邻居家园子里结得正好的黄瓜、辣椒产生了浓厚兴趣,得到主人的允许后,他们兴高采烈地过起了“采摘节”。他们把桌上隆重摆出的鱼和肉挪走,放上一大盆刚刚亲手摘下来用井水洗过的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当然,必须配上窗台下酱缸里香气四溢的农家酱。第二天,婆婆说我家亲戚差不多把左邻右舍园子里的黄瓜都给吃光了,邻居们都说“这些城里人可真有意思”。我说给人吃光了不太好吧,婆婆一边说“没事儿”,一边说“一场雨小黄瓜纽儿就长大了”。

  按照约定的日子“回门”后又过了一些天,我的新婚爱人吞吞吐吐地跟我说:“我想回趟家。”我知道这里还不是他的家,他的家是他父母的家。他说他想回去帮父母收割麦子。是啊,在他认识我之前,在我们举行婚礼之前,从他会干农活的时候开始,他都是这么做的,我好像没有什么理由阻拦他。而且他多做一点,他的父母、我的公婆就可以少做一点。他回“家”的时候,我们结婚只有十几天,我成了一个没有“蜜月”的新娘。

  我们自己的家从一无所有开始。直到女儿五岁那年,我们才买了自己的房子。来看新家的时候,父亲喝了两杯酒,之后对他说:“林超然,我谢谢你啦!”父亲郑重地喊他的全名说“谢谢”,一定是觉得他把我照顾得很好。如今父亲故去已经八年,我仍然记得他当初坐在桌边说这句话时认真的样子。我们小家的步子迈得不大却还沉稳,公婆六十岁的时候我们又买了一处房子接他们到城里安居,后来又在家乡给我父母买了楼房。那会儿我们住在小城,房价不高不低,努努力还是可以做到的,也不必征求兄弟姐妹的意见,全是我们两个人的一番心意。

  相信每一桩婚姻都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的,都有过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也都有过愤怒争执、崩溃号啕。但静心回想的时候,我一直庆幸有他在我身旁。

  认识他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八周岁,从大学里日日同窗开始,我的生命就不曾与他真正分开过。两地分居的时候,我们写过很多书信,至今都还很好地收在一个箱子里,就在我书桌的下面。后来我的日记也差不多变成了每天写给他的不曾寄出也无需寄出的书信。这些,如今也都还在。不经常翻起,是因为一看就会落泪。

  二十五年婚姻积累下许多默契与懂得。去早市买菜,他说带上“巴依老爷的钱袋子”,我就知道他说的是我装硬币的布袋;下雨天他说带了“孙悟空的芭蕉扇”,我知道是在说那把打开就很难合上的旧雨伞。此外我们还会说一些只有我们两个或是我们三人才能听懂的话。当然,还有一些烟火之事没有解决,他炖的角瓜酱茄子酱我是浅“尝”辄止,我做的炝苦瓜炒虾仁他也只是“意思”一下。

  说是银婚,其实我们相识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我从不奢望自己的生命还会再有一个三十年,我懒惰得只愿意这样按照惯性一直走下去,享有多数时候的岁月静好以及偶尔的呕气与争吵。